是香港同代华人富豪里“最苦”的一个。他1923年出生于一条2米多长的舢板上，一家7口全在这条舢板上生活。
7岁那年，失去了父亲和兄长，他说自己从未想明白，为什么生活会如此决绝。
从上岸流浪到经历日军铁蹄，黑暗的日子仿佛永夜般没有尽头，偶尔会想：或许生活就是这样，命运就是这样。
他一度一事无成，干了7份工作全被辞退。直到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，黑暗褪去，这个水上孩子才迎来曙光。此后，香港从小渔村发展成为东方之珠，期间大事件里几乎都有他的身影。
货运买卖、拍卖日军遗留物资、出海打捞“海草”、打破英美封锁线向内地运送物资……年纪轻轻的，以一往无前的狠劲闯出了一片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给大陆运送过很多物资，但从来没有如谣言般运送过军火。
后人总结称他在每个行业的发挥都堪称独到，是个标准的经商天才。自言从未负过人，凡是和他有过合作、对他有过帮助的人，后来都有钱赚。朋友有困难、要救急，只要他能帮得上，一定责无旁贷。
如此到了1953年，迎来了令他一跃成为香港巨贾的买卖——地产。整个五六十年代，他以“气势如虹，雄傲港九”、华商第一人的姿态引领香港地产与建筑行业。期间，首创“卖楼花”（商品房预售），为全球地产行业贡献了一次经典的创新。
1955年初，英姿勃发的在铜锣湾建成了当时香港的最高建筑——蟾宫大厦，自己住在顶层。站在全香港“最高”的地方，百感交集。这个舢板上出生的孩子，从未想过自己会在短时间内站上这样的高度。
香港正经历史无前例的变化，记忆中的小渔村，正蜕变成为世界级的贸易和金融中心。高楼大厦取代曾经的小船，成了香港的新标志，而全港最高的一栋楼，就在自己脚下。
在“卖楼花”引领的地产狂潮中，攒下近2000万身家，当时香港的中英商人中，有如此家财者屈指可数。
但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名利双收的，却在不久卷入时局的“阴谋”，迎来人生中最严重、最持久的一次打击。
因为这次打击，他在人生的第一个高点上黯然淡出，就此与香港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黄金时间擦身而过。
蟾宫大厦在建期间，突然出现了许多的负面消息，包括他曾向内地走私物资、贩卖军火等，这些诽谤信息至今仍在流传。
逐渐意识到，流言并非不胫而走，其背后有力量在推动。他回忆认为，力量来自两方面：一是港英政府因为朝鲜战争时期与大陆的贸易往来对他“有意见”，二是一些传统地产商对于他这位后起之秀的“羡慕嫉妒恨”。
这些传闻对的影响很大。此前，他天不怕地不怕，但之后却愈发谨慎，事业也受到波及。时局左右了他的一系列选择和决策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决定慢慢淡出香港商界。
“在香港，没有哪一个富豪在发家后，像我一样如履薄冰地生存，在处理与港英当局的问题上，就像是走钢丝、险象环生。”曾回忆。
谣言影响了的决策，但并不能动摇其巨商的地位，因为当时的影响力已经大到地产界、甚至港英政府都离不开他。香港金融、地产波动期间，救急的港商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“全香港只有一个人能救你”。
为了香港的发展，做了几十年不赚钱的海沙生意，只因没有海沙，香港不会在短期内出现高楼大厦林立的景象。
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，在市政工程方面，港英政府找不到比更合适的合作对象，《文汇报》因此称是香港最具影响力的实业家。
几乎所有生意伙伴都称为人无可挑剔。出于影响力和“不负人”的原则，相继进入不少产业，其中就包括他从未想要涉足的博彩。球王会体育
他在因缘际会之下帮助何鸿燊成为澳门“赌王”，兢兢业业兑现“成就澳门”的承诺，以大毅力完成了葡萄牙人400年没做成的事情——建设现代化港口。
对于这一点，非常自豪，很少自夸的他甚至曾说：“没有我当日开通外港码头，所有澳门的一切都是假的。”
虽然鼎力澳门的发展，但从未干涉赌场生意，还将投资分得的澳娱股份全部捐给了基金会，在当时，这些股权的价值就超过100亿人民币。
朝鲜战争后，时刻关注大陆的局势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他和新华社驻香港的人员成为好朋友，虽然港英政府给的压力越来越大，但始终谨小慎微地维持着这段联系。
1964年，受邀参加国庆15周年大典，为了缓解内地的粮食压力、避开香港移民局记录，他背着大大的行囊辗转了几十个小时。
虽然全程秘密进行，但纸终究包不住火。从北京返港后，的压力终于从流言缠身上升为实质性的压迫。
港英政府开始对展开全面“歧视”，不仅他中标的地收回不卖，其旗下的星光行也被加入“黑名单”，通过断电话的方式逼迫卖出。
黑幕之下，星光行最终以成本价交易给了英资地产公司，拿到手的只有一张欠条。一栋大楼换一张欠条，对于而言，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耻辱。
接连的打击和压迫间，至少损失了过百亿港币，他明白，由于当局的“政治歧视”，自己很难再有大作为。
尽管仍是资金最为充裕的地产商之一、尽管长期看好香港的未来，但决定放手，彻底淡出。他离开后，郭得胜、李嘉诚、李兆基、郑裕彤等崛起成为中流砥柱，开始了新一轮的风云际会。
1964年受邀观礼后，每年都到北京，还去各大革命老区，每次回港都带回大批东西，堆得满屋子都是。
不仅买工艺品，还引入国产电梯等物资，支持大陆企业发展。他回忆称：自己其实并不需要这些东西，他只是想通过消费，表达对大陆的支持。
彼时，中国还未改革开放，经济很封锁，“体育外交”成了率先实践爱国抱负的平台。是个体育迷，年近50的他见到偶像球王贝利时，仍旧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得手舞足蹈。
实际上，那时候的体育问题就是政治问题，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合法席位，承认席位就是承认政权。
为了恢复中国在各项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，到各种国际赛事中奔走呼吁，不遗余力。他一边和反对者们辩论，一边搭建关系网。几年间，中国获得国际羽联、足联、篮联等席位的背后，都有的身影。
席位的获取并不是个人能解决的问题，归根结底是国家的力量和外交地位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解决问题需要个体去推动，处理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纠纷，就扮演这样的角色。
为了应对各种麻烦、危机，父子使出了浑身解数。这些还是次要的，还因此遭遇多次“生命威胁”。
并没有因此退却。1984年，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，他不顾威胁，带着全家人一起前往美国洛杉矶。在那里，他见证了许海峰、李宁一战封神。国歌响起、五星红旗升起时，情难自已，他回忆称：那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。
奥运会期间，特别情绪化，中国选手输了比赛，他连饭都吃不下。家人觉得有点“过”了，但是他说：港英政府统治下发家的人，那种民族感情，其他人恐怕理解不了。从洛杉矶归来后，随即捐出一亿港币，作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基金。
后来，凡是大大小小的国际比赛，他都带头捐钱。北京申办亚运会成功，他捐建了亚运村的游泳馆；为了配合亚运会的组织工作，他又兴建了北京贵宾楼。
亚运会期间，非常兴奋，在北京，他看到了一个干净、礼貌、井然有序的城市，国家形象非常好。赛事结束时，爆发强烈愿望：中国一定要举办一次奥运会。这成了他晚年最大的愿望。
为了配合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，再一次全球奔走，通过自己的关系和声望“拉票”。他多次私人宴请萨马兰奇，又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，捐钱在瑞典洛桑兴建奥林匹克博物馆。同时，还宣布，如果北京申办成功，他将捐资至少10亿兴建一座可容纳10万人的奥运主会场。
可惜，的努力没能一蹴而就，北京以一票之差不敌悉尼，痛失2000年主办权。宣布结果后，极度失落，见惯大风大浪的他甚至连夜搬出了原先的酒店，因为他不知道见到中国奥组委人员该说些什么。一些陪同的老朋友看他不对劲，甚至连夜跟着他，怕他会干出愚蠢的事情（自杀）。
这次申办失败后，因为身体原因（淋巴癌），逐渐放下了体育大使的工作，将体育重任交给了长子霍震霆。不过，依旧以其他方式参与了北京奥运会的工作：
2008年的场馆中，水立方是唯一接受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捐赠建设的奥运场馆，其中最大的一笔捐赠即来自。
为中国体育出钱出力、不断奔走的，在大陆的经济发展史上也留下了身先士卒的贡献。
中国人讲究认祖归宗，1978年夏天，带着全家老小，第一次回到祖籍地广东番禺。大陆方很重视，出动了代表最高礼遇的红旗牌轿车接送，路上还有人夹道欢迎。
心中满是骄傲，但一路走过，他又很惆怅。番禺全是破旧的茅屋和低矮的平房，想：家乡还很落后，同胞们仍在受苦。回乡期间，儿媳问接待的姑娘哪里有洗手间，对方二话不说端来一盆热水：可以洗手啦！家里人都乐了起来，却笑不出来，心里堵得慌。
回去之后，立刻捐钱给番禺建了一座园林式、占地6万平米的宾馆。但捐完他又觉得：捐点钱算什么呢？捐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方的落后，我要回家乡、回大陆投资，以实业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。
当时，改革开放政策刚刚提出，外商投资大陆的先例是零，成了第一个投资内地的港澳商人。
在当时什么问题都上纲上线的背景下，投资酒店也不好做，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顾虑：涉外旅游酒店会有精神污染吗？内地东西会不会被吃光吃贵？宾馆耗电大，影响群众用电怎么办？
不怕亏本，他的计划是即便全亏了，球王会体育就当是又一次捐资。但也有怕的地方，他担心改革开放遇到阻力，国家的经济再度停步，牵涉外资的人也受到“批判”——在时局中如履薄冰近20年的他，最担心的就是这类事情。
1979年，北京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名为《生命赞歌》、表现少数民族欢度泼水节的壁画。每次到北京都要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，“如果在，我心里就比较踏实”。
中山温泉酒店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山、改变了国内酒店业/建筑业的革新，甚至改变了“制度”。
当时，人心涣散，很多人都没心思干活，时任国家旅游局长曾告诉，他们想在长城建一个厕所，但提了10年都没有建成。
决定以破釜沉舟的方式给相关人士以刺激。“我就是希望调动全县、全省的力量，有了期限，才能有凭有据要求各方按规定和时间办事情。比如设备运到了大陆，但是没有按照规定时间运到中山，那肯定是有部门疏漏。”
是个生意人，没能力改变太多。但是他觉得情况不该如此：中国人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很成功，留在大陆的都是精英，没有理由搞不好。
宾馆建成后，到中山旅游的人大增，有时候一下子涌入几千人，物资供应很紧张。有老百姓603883)反应：开这些酒店有什么用？电用完了，东西吃贵了，每天那么多人，除了大小便，什么都没留下来。
经济改革之初，新旧理念交汇，很多事情很难理清。有人当面指责，称他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糟粕。这件事还被拿到全国政协会议上、当着的面讨论，场面一度很紧张。
一座酒店给带来了很多顾虑，他怕犯错误、怕牵累到别人。思前想后，才想清楚：大的方向上面自有定夺，我的出发点不过是想做一件对国家、对家乡有益的事情，希望探索出可供别人参考的模式，又有什么好怕的呢？
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腾飞，对于中国而言就是一条勇往直前的路。在这条路上，中山温泉宾馆只能算是一块小小的路基，但其重要性却显而易见——那是大陆“关闭”多年以后，向外敞开的第一扇门。
敲定温泉宾馆的同时，又筹办了投资大陆的第二项工程。当时中国提出八大中外合资酒店的计划，以此向海外投资者昭示推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和诚意。1979年，投资2亿，兴建了34层高的广州白天鹅酒店。
白天鹅是一项更大的工程，这项工程遇到的问题很多。服务员穿尼龙短袜是意识形态问题、填湖施工是“异想天开”……人事制度、球王会体育财会制度、保安制度，什么都得改革，由于没有先例参考，哪些变化合理、哪些变化不行，心里没底，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。
酒店建成后，成了第一家对群众开放的高级宾馆，广州市民蜂拥而来，差点把大门挤倒。因为拥挤，当天晚上被踩掉、留在酒店的鞋就有一大筐，游客一天用掉了几百卷的手纸。
很兴奋，他希望全广州的人都来，全国的人都来，看看什么是改革开放的成果，什么是新事物。
那个年代的物资匮乏程度是现在人难以想象的。改革开放之前，国内一穷二白，到一些高级干部的家里做客，看到其衣柜里就一套衣服，家里连酒杯都没有。每年广交会时，有几千人到广州，食物、用水、用电，都得做计划报给中央，由上面统一调配。
希望让国人看到发展经济所带来的变化，那期间，什么有利于经济发展，他就捐什么。比如在广州清平，他看见有人进行物品买卖，马上找广州政府捐建了一座天桥。
落成后的白天鹅成了大陆首批3家五星级酒店之一，英国女王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、老布什等都曾下榻于此。尼克松还在留言簿上写道：我曾经住过美国和全世界许多酒店的总统套间，我认为没有一间能够超过白天鹅宾馆。
白天鹅对于而言像是一场战役，他从未如此疲惫。八大涉外酒店中，其他酒店都是多家财团一起参与，只有白天鹅是孤军奋战。
酒店于1983年开张后，突然病倒，经查罹患淋巴癌。在新华社一位朋友的建议下，他选择到北京医治，一年多治疗期间，的病情一直相对稳定，直至后来摆脱病魔的侵蚀，因此，他将新华社的这位朋友视为救命恩人。
期间，经常躺在床上思考人生。他从贫苦中挣扎过来，而立之年便创下巨大财富，又在时局的压迫下步步惊心。几十年间，见惯了风风雨雨，到了卧病的年纪，他已经什么都看淡了。
当时的最大愿望，就是能再多看看改革开放的成果，看到国民真正富裕起来。治病期间，他宣布出资10亿港币成立基金会，不久后又创立了教育基金会。
1984年10月1日，身体逐渐康复的，应邀参加国庆35周年纪念日庆祝仪式。
第一次站上城楼观礼的他，当被记者问及有何感想时，一时不知说什么，眼泪哗哗直淌。
按照后来的自述，他一辈子也没哭过几回。长子霍震霆结婚时，因为母亲没能坚持到这一刻，伤心了很长时间，却也没有流泪。但在观礼台上，他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直至痛哭流涕。
当时的脑子里就像幻灯片一下飞速闪过一幅幅画面，他想起了番禺路边的茅屋、想起了在国际体育会议中的一次次辩论、想起了不久前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国旗国歌……国家正发生巨大变化，祖国正走向富强，一时感慨万千。
因为巨大贡献，成了第一个在全国政协、全国人大这两个国家机构任职的香港人之一，也是香港首位全国人大常委。香港回归时，他近距离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冉冉升起、英国在香港超过150年的统治宣告终结。
那一刻，热血沸腾，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并且生存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感到无比自豪和荣幸。
当时曾有评论认为，香港回归后，拥有财力、实力和政治关系的将成为商界的最大赢家，但却没有像曾经那样在商界大开大合。
多年后，其长孙霍启刚透露了个中缘由：“爷爷总是告诉我们，一定要做实实在在的东西，炒股票、炒楼都是害人的事情。饼就那么大，你吃太多，别人就没有了。虽然当时他做什么生意都行，但那个时候，挣钱已经不是他的目标。”
曾有很多挣钱的机会。开发海南时，他答应出资并且包揽了三亚市亚龙湾区域。合约签完后，海南地价疯长，炒地皮的发展商前赴后继，亚龙湾这一黄球王会体育金宝地成了各路人马觊觎的目标。
按照签约时的价格，的收益将是一个天文数字。但因种种原因，先前签订的合约最终取消，一口应下，并没有将这笔损失放在心上。
希望他在内地的投资能直指伟大目标，遵循着这一理念，他将晚年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了家乡广州番禺的南沙岛。
1988年，捐建的洛溪大桥通车，打通了广州前往南沙的通路，正式提出开发南沙，此后的时间里，他到访南沙近千次。
希望将南沙发展成为“小香港”，一座以深水港为中心，交通运输、工业加工、旅游服务综合发展的现代化滨海城市。
外界并不清楚霍家在南沙岛一共投了多少钱，但毫无疑问，彻底改变了这个曾经的滩涂，按照其规划，南沙正向着现代化综合城市大步迈进。
不过，在南沙的投资并非一帆风顺，他曾言：外界认为我这样的人，在内地投资一定是事事顺利，其实不然，很多意想不到的阻滞，令人感到无奈，我甚至有时感到无力。
在南沙筚路蓝缕的同时，当地政府借助其打下的基础，申请成立开发区，1993年4月，梁柏楠成为南沙开发区第一任党委书记，5年后升任番禺区委书记。10年间，梁柏楠依靠南沙的政绩不断升迁，而真正的贡献者却遭受百般刁难。
而所有这些事，直至2004年梁柏楠因受贿罪入狱后，才由基金会的律师对外透露。这意味着，已经“默默”被敲诈了十几年。
曾评价自己说：“别人负我，我也是默然处之、逆来顺受。拿得起、放得下、输得起、愿吃亏。”他不仅吃金钱的亏，也吃名誉的亏。
他曾捐款1000万建设洛溪大桥，该桥建成后收取过桥费，的名字在“过桥费”的名单里。但捐桥纯粹是为了支持家乡建设，根本没想过收取分毫，甚至压根儿不知道这件事。事情曝光后，他一度非常难过。
无论是早年间在香港做生意，还是来大陆进行投资，都谨小慎微，能忍则忍。他的处世原则是：宁愿保持沉默，但一旦出来讲话，就得讲真话、实话，不能昧着良知说大话。
虽然从未指名道姓揭发某些事件，但他的爱国心并不盲目，曾多次批评大陆存在的一些现象，其出发点只有一个：希望经济环境能够不断完善，希望中国更加强大。
信奉“公道在人心”，他曾说：“体育有裁判和规则来限定，做生意和体育看似不一样，做实际上，规则都在自己的心里。”
是一个很遵从“自我规则”的人，他一生创立了大大小小数百个公司，没有一家上市。他给后辈定下规矩：除长房外，其他子女不得从商从政。
2006年10月28日，因病在北京逝世。有评论称，在“国葬”的级别中告别。
逝世前，曾总结自己的人生，称“回首往事，我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”。如果人生的满分是100分，他要给自己打100多分。
或许仍有遗憾：他没能等到北京奥运会开幕，没有等到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正式揭牌。不过相较其恢弘的一生，这样的遗憾无关紧要。
他伴随着香港的海风出生，在“国葬”的礼遇中离世。前半生，他推动香港从小渔村蜕变为矗立亚洲的东方之珠；后半生，他倾注心血“唤醒”东方雄狮；这之后，他的名字被写入史册。
